起初是为了梦想，是为了将我的梦想用一种美好的艺术的形式表达出来。我生在一个小地方，从小见的世面不多，稍微长大一点后，我就养成了看书的习惯和爱好。通过看书——特别是看小说，寄托我的内心要求。这是家乡的闭塞给我的一个相反方向的冲动。每当我打开书，我就像打开了一扇窗户，我看见了窗外完全不同的一切。而这些窗户是那些作家带给我的，久而久之，我也就尝试着像那些作家们一样去写作，去思考，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。在我上高中的那个暑假，我从扬州回到泰兴的家中。晚上9、10点钟——对于那时的我，这已经算是深夜了——我坐在家中面向一条小河的窗户前的藤椅上，父母和弟弟都睡着了，我听着从隔壁的旅社里传出的拉琴的声音，看着窗纱上卡住的一只只小蠓虫，把两腿搁在破旧的办公桌上，身子朝后仰，使得藤椅的前面翘起，悬空在地面。夏夜的轻风透过窗纱吹在我身上。我放下半掀着书页的刘绍棠的《蒲柳人家》，心想，我也写篇小说吧，这样的小说应该是很好写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我当时想，写小说应该是很愉快、很有意思的事。这是我沉浸到写作之中去的起因。白炽灯的灯光照着我年轻的兴奋的脸。在后来的那些年中，我果真就在练习簿上写作了，字写得很小，密密麻麻布满那些闪亮的纸。文学写作是我从家乡出来后碰到的第一件、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件对我具有持久吸引力的事情。在漫长的写作岁月——它占去了我这个32岁生命的一半——中，对我个人来说，写作变得越来越重要。高中毕业，我考取了大学，学了一个我毫无兴趣的专业。写作，这时我主要写诗歌，使我在精神上得以与专业保持距离，虽然我的肉体无法摆脱、永远也无法摆脱代表着现实压力的“专业”给予我的桎梏。我在课堂上、在本该用于复习功课的时间里、在别人对功课喧闹的讨论声中阅读文学作品和写作。再后来，写作渗透进我的生活，成了我生活的全部。但写作从来没有——或者我内心决不愿意它——沦为标榜我自己的一个工具。我喜欢它，我浸淫其中，但它从来也不是贴在我脸上的标签，它是一件我无论花费多大的力气也决不会干好的事情。而干好它——正因为它之不可能干好——则需要我不断的努力和持续的关注，心无旁骛。在这样的状态中，它从当初一扇向我展示世界的窗户，变成了世界本身。写作是我之外的整个世界，或者对我来说，世界的意义仅止于写作。我与写作相伴，彼此映照。现在，更多的时候，我是为了写一份无人阅读的遗嘱而写作。明天的死决定了我今天的写。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，一个与我的处境密切相关的问题，现在我的躯体在地面游荡，它承受不了任何一击，这瞬息即逝的躯体要求某种形式：不死的冲动和死的威胁揉合在一起，发出的那声呼叫，就是“写作，写作”。而假如写作是一面镜子，那里面的我的容貌，就是一个类似人一样的东西，它衰老和枯槁。我想说的是，我梦寐以求的是，让我变成那面镜子，而不只是那面镜子中一个虚幻的影子。我想强调的是，我不应因那面镜子而自豪，自得，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，根本就不可能、哪怕只有一刻属于我。
